《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学宣言，将波德莱尔、马拉美一派的诗歌视为象征主义。由于文学和艺术的血脉相承（比如，戏剧很多取材于史诗或诗歌体裁的文学作品），这一流派很快从诗歌接近戏剧，也很自然地影响到戏剧中的布景和服装。象征、暗示、隐喻等手段，表现各种观念。象征是形象与意义的高度统一，以联想的方式找到象征之意的象征载体从而表达最为普遍的意义，追求内心“最高的真实”。
服装的象征主义手法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柴科夫斯基歌剧《女靴鞋》中扮演魔鬼的男中音的一身黑衣，中国传统戏曲中生、旦、净、末、丑的行头等，都是采用直接象征。现代艺术中，直接象征手法的运用仍在继续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32岁的时装设计师弗莱德·萨特尔构思并完成了戛纳举行的法国优秀歌咏大赛作品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所有服装制作。弗莱德说：“创作戏剧人物的服饰必须穿透人物的表面，理解他们的内心。”他在此剧的服装设计中大胆、创意地采用了象征主义手法，成功挑战了几百年的戏剧传统，出色地完成了女主角艾斯米拉达和其他120个人物的所有服饰。她为艾斯米拉达设计了象征厄运的绿色长裙，她说：“艾斯米拉达是草木‘做’成的吉卜赛，具有不羁的精神，她是一片随阳光和风摇曳不定的叶子，她常穿的长裙只能是绿色的”。读过雨果的原著，便能更好地理解这个构思。艾斯米拉达，一个有着吉卜赛人血液的，四处流浪，飘忽不定，却美丽、青春、善良，以绿叶为意象象征她诗意的飘忽及脆弱，最终不能逃脱被伪善、贪婪、虚情假意所吞噬的厄运。剧中另一个重要角色敲钟人卡西莫多，虽然外貌丑陋无比，内心却天使般澄清善良，而且在圣母院与世隔绝的生活中饱读藏书（这就是智慧），这使弗莱德想起了佛教徒。因此，其服装选用了令了联想起中国西藏喇嘛的波尔多酒红色，一件打满补丁的长条纹袍子。这种补丁出现在全剧所有的服饰中，它是弗莱德的标记，象征着升华了伤痕。
        弗莱德的设计思路正是以联想的方式找到了象征之意的象征载体从而达到“形象与意义的高度统一”。弗莱德的设计，堪称象征主义手法运用的优秀典范。
        间接象征，则是指以服装作为载体，隐喻角色的情绪变化，剧情的起伏和发展。运用间接象征手法较突出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上映，据英国戏剧家劳伦斯·奥立弗戏剧《哈姆莱特》拍成的电影《王子记》中“奥菲莉娅之死”一幕。在剧中美与死神的冲突，使悲剧到达了。在这幕戏中，“花”作为服饰超出了着装的意义，成为剧情的引导者—“美”被死神夺去了，成为一种悲剧形象，它深化了剧情，牵动了观众情感的瞬间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