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花儿”研究者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称:“青海是花儿的家乡!”
的确,在青海有山的地方就有“花儿”,有水的地方就有“花儿”,有田的地方就有“花儿”,正如“花儿”所唱:“一把儿芝麻撒上天,脚夫哥,会唱的花儿有几千?从青海唱到天地边,唱不完,回来了还唱它三年”。
明代诗人高洪纵马过河湟,时闻“花儿”声起,在《古鄯行吟》中留下了“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的诗句。如果说高洪是走马听“花”,那么清代诗人叶礼就坐在“花儿”中,描写着“花儿”:“男捻羊毛女种田,邀同姊妹手相牵,高声歌唱花儿曲,个个新花美少年。”一幅田间地头“漫花儿”的乡村风情图悠然而出。
作家钟南则从现代视角写出了“花儿”的风骨:“用最最原始的声音/与现代文明对抗/它处在包围圈中/却无视留声机的轰鸣/青海花儿/似淡淡夕阳里的泛水草/向着过往的雁群/固执地甩一甩头/一种野性的歌声/翻来覆去地演绎/最最原始的美丽/正如一块石头/被远远地抛在了/古老的高原”。
如果说一首首“花儿”是一朵朵奇葩,一年一度的大通老爷山“花儿会”就是百花争艳的大观园。相传老爷山原来只有朝山会,清朝末年一位叫才让曹的藏族姑娘朝山时唱了一支新的“花儿令”,那声音赛过唢呐,那调儿胜过百灵,唱得满山飞鸟俱无声息,人们纷纷跟她学唱,因为才让曹是长寿的意思,那首花儿令就叫长寿令。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人们都来和这位藏族姑娘对唱,人越来越多,会场越来越大,就形成了老爷山“花儿会”。
据史载,老爷山“花儿会”产生于明代。“花儿会”这一说法历史并不长,从前民间把这种风俗活动称之为“浪山”、“浪山场”或“浪春台会”,在春天这个特定的季节,正是河湟谷地“春暖花开”的时节,所谓“浪山”也就是春游,“花儿”里就有“朝山英雄浪山友”的词。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朝山浪会”的活动从以娱神为主逐步演变为以娱人为主的大型民间民俗活动。“花儿会”演唱形式有群众自发性演唱,农历“六月六”,在老爷山的密林花丛之中,数十人或上百人自由应和,场面热烈;也有1949年以后兴起的有组织的演唱会,有固定的演唱场所,歌手经过层层选拔,在舞台上赛歌竞技。
老爷山“花儿会”演唱以“河湟花儿”为主,演唱者有汉、回、土、藏等民族的歌手,他们都用汉语演唱花儿,这也是老爷山“花儿会”不同于其他歌会的显著特点。
老爷山“花儿”内容主要以爱情生活为主线,涉及古代先民的商贸、军旅、耕作、狩猎等大量的生产生活场景,展现了婚嫁、居室、服饰、饮食、交通、岁时民风民俗。其唱词以七字句(一三句)与八字句(二四句)相间的四句体为主,特别规定二四句句尾必须是“双字”词,另外一、三句和二、四句分别押韵,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唱词格律,这在全国汉族民歌中也属特例。河湟“花儿”的语言生动、形象、诙谐、明快,多用赋、比、兴等修辞手法,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老爷山“花儿”有《大通令》、《东峡令》、《老爷山令》等代表性曲目。这些曲调韵律独特、唱词直白、高亢嘹亮、婉转悠扬,深受大通各族人民的喜爱。
据《大通县志》记载,当时大通全省闻名的“花儿王”有回族歌手祁奴海、冶进元、马辅成,土族歌手佛六花、龚尕五、董六斤,藏族歌手相国秀、鲁尕姐、鲁玉明等,回族歌手马辅成、张桂英还曾在全省首届“花儿会”中获一等奖,可以说花儿是各族人民的“护心油”。
如果说老爷山上朝拜无量佛的朝山会体现了神性,那么“花儿会”张扬着人性,前山是庄严肃穆的朝山会,后山是温情脉脉的“花儿会”,人生的两种需求完美体现在老爷山上。
“花儿会”是河湟人的狂欢节!在湟水谷地,六月是人们可以直起腰吁一口气的时候,这时庄稼地里的草已锄完,就任庄稼拼命晒太阳抽穗。和煦的轻风,温和的阳光,油油的青草地,万物一派盎然生机,趁着六月六,邀一两位挚友,三三两两,皆着浓装艳服,相聚于老爷山上,以“花儿”传情,以“花儿会”友,以“花儿”咏志。